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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欧美投行文化改变了吗?

发布时间:2015年07月24日

金融危机7年之后,欧美投行业的文化是否有了改变?在“占领华尔街”的声音渐渐消退之后,“讨伐”投行业的声音似乎依稀只在关于不平等、1%与99%的讨论中听到。

2015年,随着美国复苏提速、美国并购活动重新活跃,美国的各大银行重新开始大幅盈利。欧洲银行业则遭遇了颇不平静的半年,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渣打银行先后更换掌门人,7月8日,2012年上任的巴克莱银行首席执行官Antony Jenkins突然被董事长解雇,成为欧洲银行业高管动荡的最新一例。

英国银行业正走向何方?全球投行文化是否有了显著改变?财新记者近日就此采访了赴北京参加长江商学院欧洲顾问委员会会议的布兰克爵士(Sir Victor Blank)和奥尔丁顿勋爵(Lord Aldington) 。

布兰克曾是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ing Group)前董事长。2008年,在他的领导下 ,Lloyds TSB银行收购HBOS银行,进而形成了劳埃德银行这一英国最大的零售银行。此前他曾在苏格兰皇家银行(RBS)董事会任职,并担任其前身查特豪斯银行(Charterhouse)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

奥尔丁顿则在2002至2009年间担任德意志银行伦敦分行董事长,其后担任高级顾问至2012年。在此期间,伦敦是德意志银行投行业务大本营。“我的银行业生涯始于花旗银行、从香港开始”,他对财新记者表示,“我前后共在德意志银行服务了26年。”

英国银行业“踉跄”复苏

财新记者:最近摩根士丹利的国际业务负责人、常驻伦敦的戴赫龙(Colm Kelleher)在采访中对我表示,尽管英国各大银行在伦敦金融城的营收占比在下降,但是伦敦金融城相对英国GDP的占比基本上仍维持在11%,并未有显著缩减。你怎么看英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前景?

布兰克:这大体上是对的,伦敦仍然是一个很强的金融中心,大规模的伦敦金融业人口转离伦敦或转离金融业的现象不会发生。伦敦金融业最为核心的专业能力仍旧在那,基础设施也仍在那,没有人希望大规模撤出。

当谈论英国银行和海外银行,需要明确你具体指什么。拿摩根士丹利来说,其投行业务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伦敦,高盛也是如此,包括德意志银行。

奥尔丁顿:德意志银行在伦敦的雇员数是在(其德国总部)法兰克福的四倍,伦敦也是其投行业务的大本营。德银事实上是伦敦金融城最大的雇主,共有10000-12000名雇员。

布兰克:当你谈论英国银行,你指渣打银行是一家英国银行?渣打在伦敦只有2000名雇员,其绝大多数雇员是在远东这边。汇丰银行大多数的雇员也分布在英国以外。

财新记者:对英国人来说,这个区别或许不那么明显——因为英国人向来有很开放的态度,但是在中国人眼中,这一差别巨大。我指的英国银行包括劳埃德银行、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RBS)、渣打以及汇丰。

布兰克:那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劳埃德银行——我很了解——基本上是一个服务于英国本土的银行,目前做得还不错,有很不错的零售网络,也在重新取得盈利,是英国第九大企业,欧洲第二大银行。

巴克莱很明显在其业务侧重上碰到一些问题,其CEO昨天刚被解雇了,我们都认为这是巴克莱会继续建设,或称“重建”其投行业务的信号。换句话说,既要有显著的本土零售业务,也要有较强的投行业务。由于在危机期间收购了雷曼的投行业务,它事实上有很不错的投行业务基础,这是一笔很好的收购。

RBS仍然会继续挣扎,仍有较为显著的政府股份,还没有找到新的发展重点。

汇丰无论是在英国本地还是全球范围内都很强,尤其是在海外。

渣打上一位掌门人的职业生涯碰到一些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它仍是一家很有竞争力的银行,也已有了新的掌门人。

所有这些银行都在重新它们的评估业务组成和面临的风险,都有了更为充足的资本金水平,也都有了新的管理层。

总体上,相比美国银行——美国政府对它们完成注资、撤出的过程明显更快,这些英国银行或许需要更长时间来巩固他们新的业务组成及国际地位,但是至少它们现在已经开始重新启航了。

财新记者:渣打和汇丰事实上在考虑将总部迁离英国?

布兰克:这一争论一直都存在。这次的一个导火索是, 英国政府考虑对这两个银行的所有利润,包括海外分支产生的利润征税。这一问题应该是已经有了更为公平的安排和解决。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它们会将总部搬到哪?我看不到汇丰重新搬回香港的前景;也不太可能搬到新加坡——因为其相对新加坡经济占比太大了。我认为总体来看,它们留在伦敦还是一个能令人满意的选择。

奥尔丁顿:在我职业生涯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我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中:银行高管会跳出来说银行业是政府之手的禁区。这一直都是废话,2008年危机证明这是废话。对于银行来说,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须的。英国政府表现的还不错,也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支持者。

我会很吃惊这两家银行最终会搬总部。渣打稍有不同,因为淡马锡持有其约30%的股份。但是我感觉,如果此前淡马锡或是新加坡人没有要求渣打搬总部,为什么现在会作此要求,进而不得不为此承担更多的责任。

欧洲银行管理层“动荡”

财新记者:最近多家欧洲银行的管理层都出现很大的变动,这是由什么因素驱动的?

奥尔丁顿:主要由两件事驱动。第一,也是较明显的,是股价表现五年多以来一直不好,股东们质疑这些银行内发生了什么。

财新记者:而且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已逐渐向好,美国和欧洲的并购活动都开始活跃,这已让美国银行的盈利大增。

奥尔丁顿:这当然对,但是公司金融从来不是大型银行主要的盈利来源。公司金融业务有很大的影响面,但是其对于利润的贡献有限。大银行的利润主要还是来自于销售与交易、咨询等业务。

二是人们意识到当杠杆率要求最终被在欧洲启用,而不仅仅需要满足现在的巴塞尔III的(风险加权)资本金要求,各大银行会需要“拿出铅笔”认真算算它们的业务是否能有足够的利润率。

这很可能需要极大程度的改变,大到或许只有更换CEO才能带来——换句话说,并不是要CEO负责,而只是需要换一个面孔,来给人这些银行正在改变的信号。

某种程度上,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瑞银、瑞信、巴黎银行都碰到类似的问题,它们如果做出一些完全未曾被提到的改革,我会很吃惊:应该都会是已讨论了很长时间的改革措施。

布兰克:在一段不好的日子后,你可以理解大股东的心理:我们经历了一些困难,让我们换一个人。我不是说是你(注:指CEO)的问题;或许只是改变的时候到了,让我们换一张新面孔,让市场看到。这一想法很自然,不是不合理的。

除了Jamie Diamond(注:摩根大通CEO),危机以来,各大银行的掌门人几乎都变了。

奥尔丁顿:在登山里有一个德语术语——我从没找到对应的英文词,意指走在最前(上)面的人通过绳索把后面的人一个一个串联起来。

如果要改变(银行业)文化,站在那对你的银行家下属进行说教,要求他们重新做“正常的人”是没有用的;抑或是在墙上写下这些要求,是更为愚蠢的。

唯一的办法是打破那条(些)连接线——整个组织的DNA或是文化通过这些联结渗透整个机构,进而打散整个架构,并让其重新组合、形成新的体系。而这样的重构,最容易的做法就是从最高层下刀。

文化改变需源自投行内部

财新记者:那么在危机后,投行业文化是否有足够的改变?

布兰克:这可能不是对你的问题的直接回答。我认为文化需要改变;正在缓慢地改变。银行在风险胃口(risk appetite)方面变得更保守,或许已变得更稳健了;更具体地说,交易部门已被、且仍在被教育,因为太多银行内发生了完全不应该发生的事,那样的文化需要改变。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唯一一位说要改变这一文化的银行高管,是刚刚被解雇的Antony Jenkins。不过我认为,改变还是有一些。但是关键是,投行文化不会只因为监管收紧而改变,而是需要由内部的自律和教育来改变。

奥尔丁顿:改变需要由内部机制来催生、完成,这包括奖励机制,监督机制,以及通过领导层的领导和榜样效应。

如果你用最坏的语言描述投行业,通常会是,我们引进了全球范围内受了最好教育的人才——来自那些有着最好的价值观的精英,尤其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上世纪90年代我进入德意志银行伦敦分行时,我们的雇员中有女王,共有90个国籍的人,这些人中的很多都是各国社会阶层最高的人,都读过最好的私立学校,有着极为严厉的母亲。

他们加入投行后,发生了什么改变?他们逐步适应他们眼中看到、体会到的投行文化。从那些时点开始,事情开始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因此从那时开始,我们在投行里的人需要有完全不同的对于风险、奖惩的监督体系。我们需要重新拾起一些老式的机制——想出如何将这些老式、但管用的机制植入这些无比巨大的机构中。

财新记者:量化交易,或称“金融工程”,在危机前十分流行。在危机后,其在投行内扮演怎样的角色?

奥尔丁顿:这仍然是投行工作相当核心的部分,但是我真心希望人们吸取教训,不要再完全依赖这一工具。“作算数”当然是需要的,所有与衍生品相关的工作都需要这一手段的辅助,但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银行家们也需要能跳出模型,思考在健康的、人性化的假设下,可能发生什么。这是危机前缺失的。

财新记者:对于危机后,尤其是近两年的监管改革,有人认为改革进展仍不足以防范下一次危机,论据包括资本金要求还不够高,一些银行提交的生前遗嘱方案被监管机构否决。但是也有人认为,危机后的监管收紧已经产生一些没有想到的后果,包括债券市场的流动性问题。你们怎么看危机后的监管改革?

布兰克:我们将很难看到监管总量规模的缩减,这是很不幸的,因为监管有很大的成本,而且其效果很可能是有疑问的。更重要的是改变投行的文化,而非监管。

关于资本金要求,银行并不是关于完全无风险运营,而是关于在风险和收益间取得平衡。如果要求银行完完全全地无风险运作,你可以认为资本金水平还不够。所以资本金要求大体就在这个水平了。

奥尔丁顿:关于生前遗嘱,与如何定义、区分零售业务和投行业务有关。生前遗嘱在我看来是一个极好的自律手段、自控机制,但是没有人应该相信它最终会付诸实施。它是对于银行很重要的限制,是银行与监管者的讨论中很重要的抓手,但是没人应该相信生前遗嘱中说在这些做法下银行可以走出困境或清算破产,现实中银行就能完成这些目标。

杠杆率是一个很有用的指标——简简单单的杠杆率!任何认为只要满足巴塞尔III的(风险加权)资本金要求就足够了的人,是完全盲目的。

财新记者:对于最近的全球债市流动性问题你怎么看?是由监管措施引起的?

奥尔丁顿:市场无疑会演变,(你)压制一头,(它)翘起另一头。一个新的令人担忧的领域是,人们试图将尽可能多的衍生品交易集中到中央清算对手方(CCP)上来,这当然对于透明性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好处,但是也意味着,所有的风险都聚集于CCP上——他们承担了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这一风险本来应该由保证金(margin)来平衡的,但是保证金仍然是在由银行保有。

你应对了一个风险,却不得不面对另一个衍生出来的风险。市场会找到自己的应对机制。通常如果流动性变薄(少),那么保证金就被侵蚀了。这是有必要加以思索的地方,但是别有需要亮红旗(危险信号)的领域存在。

文章来源:财新网

http://finance.caixin.com/2015-07-18/100830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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