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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与红会的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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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嫣然天使基金成立,挂靠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面成为专项基金。挂靠使其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账号、工作效率受限,硬币的另一面是会受到严格监管。那么,在基金的独立性和稳健发展之间,嫣然基金如何抉择?

李亚鹏:因为我之前是跟红会有过一些接触的。我帮他们做一些活动项目的代言,所以那个的建立是很简单的,很快我们就达成一个名人去开一个基金会、去注册一个基金会,他们当然非常欢迎。所以没有什么障碍。

最难的是手术在医疗方面,也是嫣然的,或者说我的一个做事的风格。其实在嫣然天使基金成立,我们宣告成立的那一天,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第一例手术,所以我不想做一个基金会,说我们要做慈善,要做公益了。当然也是当时社会环境,我说我们先做事情,我们把这个事儿做了,让大家看到他们就明白我是做什么的了,要不然你还去解释,我们基金会是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当时印象里就是发动身边所有的朋友,去找一个贫困的唇腭裂的患儿,因为你连找一个小孩你也无从下手,你真想去做一件事情它面临很多问题的,所以我们是比较难的。再一个它也不是简单的一例手术,那我们要开始制定一个资助的流程,为以后要打下一个基础的,所以在那个月里是非常忙碌的。最后是在孤儿院找到了一个小桥峰。

周一:其实很多人想去做慈善,怎么去设立机构的问题,比如我们看壹基金他们后来选择从红会脱离,在深圳重新成立深圳基金,不再受红会的控制。

李亚鹏:他是有独立法人资格了。每个基金会的情况不同,这个是不可以去强调独立法人资格的拥有,那可能这个机构它对这个的诉求会更大。但是它也会有失去一些的,比如说它原本从一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变成了一个地方性的,也给它带来很大的障碍。

比如说他开具的这个慈善收据,它是变成区域性了。比如说按照实际的规定来讲,它如果去外地组织和开展活动,它是有它一定限制的。当然,今天我们是一个初期,所以好像大家也模糊了这样一种规定。

周一:是否可以在这里谈谈关于你们跟红会之间大家的合作模式、决策的模式以及财务的透明,做一个澄清和解析。

李亚鹏:我觉得嫣然这七年以来在民众间还是有非常强的公信力,你所说的那种必然是偶然事件。所以对嫣然来说,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说,我们不脱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最自信的一种表达。前提是因为,我们在这儿依然可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支持和资源,所以我们不介意大家对嫣然的误读,因为我们也会做网络的搜寻和市场的判断,我们认为那是非常微弱的声音,那是不存在甚至。

其实在红会来讲,我们合作的模式,我们每一分钱花出去,从监管上而言不可能再严了,但是造成了要七个人、八个人签字,每一分钱要项目预审,等等,因为这是政府在管理你。你如果被政府管理过,你是知道政府管理的能力和环节的设置是不差的,但问题是效率,所以我们之间存在的有一些矛盾是来自于效率方面的。

当然,我觉得事在人为,我们也在逐渐去改善我们之间这种比如说款项的申请,我们慢慢地变成项目预算申请制,或者说年度的项目预算申请制,这样就削减了这个细部环节的申请,我们先做一个大的年度申请。然后,慢慢的也跟红会的领导确认,我们先报批,先做预算的申请,然后年度的再来做审核、再来做审计,先做事,后审计,我们今年已经开始实施这样一个模式,从2013年。当然这种模式也是我们自己去跟他们碰撞出来的,因为这是基于和建立在双方的一个若干年(合作)的基础上。

李诗:如果说细节的话,就比如说现在项目它都是有立项的,从立项到预算,然后到实施,然后到结果评估,到决算这样一个的过程;从我们基金会内部三位同事要签字,然后红会四个同事签字,加起来两个部门、四个部门签字,七个人要签字,一个项目才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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